《南方都市報》刊登“資深媒體人”韓福東文章，題為“民初傳教士禁煙應得公正評價”。文章稱，傳教士在禁煙領域“貢獻卓著”，“美國的表現(xiàn)可圈可點”。而殺害傳教士的中國民眾，“怕也算不上什么‘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’”。

　　以下為文章全文：

　　清末曾因禁煙而引發(fā)鴉片戰(zhàn)爭，令我們這個老大帝國顏面喪盡。由鴉片貿易而衍生的暴利，長期支撐著它在中國的流通。但社會層面造成的諸多弊病，在20世紀初終于也引發(fā)西方的反省。美國的表現(xiàn)可圈可點，他們的鴉片調查委員會所作《關于幾個亞洲國家鴉片使用和貿易情況》的報告，刺激了英國朝野。接下來的良性進展是，1909年2月，美國發(fā)起在上海召開了“萬國禁煙會”，中、美、英、法、日、德、俄等13個國家參與。英國在禁煙的問題上，有明顯的退步。

　　但在全面禁煙之前，問題仍然棘手。待到帝制變共和之后，這仍是考驗中英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量。對中國政府而言，禁煙不僅意味著拒絕“洋煙”，還要對種植于本國的“土煙”有所限制。后者，也存在不小的難度。

　　當時駐京的英使朱爾典，就曾以中國東南各省都督嚴禁印度煙土進口，導致外商比上年虧損嚴重，而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。英國外務次官在議院關于中國種植罌粟及吸煙總額的答辯中稱，中國政府對于逐漸減種罌粟一事，不按中英條約辦理，稍有懈怠之狀。已經停種罌粟的省份，又開始復行種植；已經禁運印煙的各省，亦多種植罌粟。

　　來自英國政府的話語，將禁煙的焦點脫離出危害身體的健康層面，而更多賦予其經濟意義。在這種話語下，它與主權的關系不大，似乎更多成為中英兩國憑借鴉片逐利的經濟戰(zhàn)，可以相互攀比。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于1912年12月30日回復稱，對英國外務次官在議員的說法“深為詫異”，經查，此前系因革命起義，導致地方擾亂，中央命令不能通行，或有二三省的匪徒暗行種植鴉片，以資獲利。等到革命告成，秩序恢復，中央飭令各省都督嚴禁種植，鴉片已經禁絕。譬如湖南省，前因有匪徒種植罌粟，后制定法律禁止，近來有某個外國人周游該省，據(jù)其到京報告，該省禁種鴉片，已經根株斷絕，所以關于禁煙條例，已無須頒布。

　　陸徵祥還稱，如貴國政府所稱中國各省種植罌粟果有實據(jù)，必須將實查日期及種植區(qū)域確實指明，否則只是空論虛言。如果貴政府為中國政府提出實據(jù)，則何幸如之。中國政府何嘗有意違背中英鴉片條約？聽說外務次官在議院中還曾表示，中國共和政府前途艱巨，大有諒察苦衷之處等語。中國政府遙聽之下，感銘不已?，F(xiàn)在上海儲存的鴉片頗為巨額，推英政府之意，必知勒迫各省將民間鴉片悉數(shù)收買一事，于事實上頗為至難，中國政府亦斷難辦到。(《外交部答復英使禁煙抗議內容》，《申報》1913年1月6日報道)英使也于1913年1月8日照會中國外交部，稱英國政府認為英華禁煙交涉頭緒紛繁，非另派員專司其事，不能得其要領，現(xiàn)派衛(wèi)爾生為駐華禁煙交涉專使，專負其責。此后關于鴉片交涉，中國外交部可與該使接洽。

　　在此次中英鴉片交涉風波中，有一位名叫丁義華的英國傳教士，以個人名義電請倫敦禁煙總會仗義執(zhí)言，進行調停。他認為中國據(jù)約行事，并無錯誤，英使誤聽該國煙土商的一面之詞，倘不從速了結，恐傷國際感情。(《中英禁煙交涉近況》，《申報》1913年1月9日)

　　在英國國內，也有來自民間的禁煙協(xié)會，不遺余力批判英政府在對外輸送鴉片上的不光彩角色。中國外交部1913年1月11日即接到駐英代表劉玉麟的來電，內稱英國國民禁煙會全體上書質問英政府：中華民國自革命成功后，上下一心冀在掃除鴉片之毒害，凡為文明國家，必當贊助此舉，不意近來英國在華外交當局對于中國禁煙事業(yè)，不惟不加提倡，反借口尊重商民權利，橫生干涉，殊與大不列顛名譽有損，至于外交當局聲明中國如不就英國提議之范圍，英國決不承認中華民國，尤為離題太遠，請將其理由按條答復云云。《申報》在次日的報道《英人之贊助中國禁煙者》中，稱從這些上書者中“亦足見大國民之風度矣”。

　　其實，英國政府指控的中國各省仍多種植罌粟，并非無的放矢。從當年《申報》7月11日的報道《陜西神木縣民反對禁煙大風潮》中亦可看出，陜省北部的神木一帶，煙苗甚盛。1913年夏天，政府查禁煙苗，結果導致“該處匪徒某，因借端鼓惑鄉(xiāng)里，謂有符箓咒語，可以保護煙苗，鄉(xiāng)民貪煙苗重利，從之者甚伙。該匪徒到處設壇請神，其舉動頗有類于義和拳、白蓮教，自五月至六月半間，人數(shù)愈集愈眾，已有七八千人之多。”該縣知事劉漢青恐釀事端，于是會同該處駐扎的防營，設法勸導，想令其解散，沒想到這些匪徒不僅未聽勸導，反而恃其人眾，將縣知事及防營百余人全部殺害，隨后又把衙署倉庫及各商號搶掠一空，并焚燒該縣所有教堂，且殺死傳教士數(shù)人。進入7月，匪亂更蔓延于鄰縣數(shù)處。在《申報》報道此事時，陜西省張都督已派軍隊前去剿辦。

　　神木縣種鴉片的情狀，當然構成對陸徵祥外長所說“革命告成，秩序恢復，鴉片已經禁絕”的一個反駁。在經濟利益驅動下，罌粟已成很多地區(qū)農民和商人的搖錢樹，禁種鴉片會造成政府與民間的緊張情緒，甚至會激發(fā)民變。從神木事件也可看出，傳教士也是鴉片交易既得利益者中的眼中釘，有可能成為禁煙過程中的犧牲品。

　　這其實是一個悖論，有識之士多痛恨鴉片帶給中國的負面效應；但在已經憑借鴉片獲利的中國民眾那里，禁煙又是一個不被歡迎的事情。

　　究實而論，傳教士在中國禁煙中，扮演了相當積極的角色。這些傳播上帝信仰的修道者，深切感受到“鴉片販子”標簽在傳播福音過程中所造成的阻力。1874年，在中國傳教的理雅格等人就曾聯(lián)合商界發(fā)起“勸禁鴉片會”，3年后，在華基督傳教士還召開大會，決議鴉片僅用于醫(yī)藥，禁止貿易。各地傳教士興辦的戒煙會所也在19世紀末大幅增加。1909年萬國禁煙會召開時，美國政府的首席代表也是宗教人士———勃蘭特主教。待到民國肇始，傳教士仍在禁煙的第一線發(fā)揮巨大作用。

　　20世紀中葉，曾有一段時期的媒體和歷史宣傳中，將傳教士定位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窮兇極惡的文化幫兇，而反抗傳教士文化入侵的造反者，則功莫大焉。至少在鴉片貿易和禁煙層面，這是不符合實際的。傳教士在此領域貢獻卓著。以神木民變?yōu)槔?#xff0c;那些造反殺人者，怕也算不上什么“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”。雖然被殺害的傳教士具體因何遭忌，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，但和他們鼓吹禁食鴉片、成立戒煙會而被種植罌粟的民眾所痛恨應脫不了干系。驅去意識形態(tài)的迷霧，我們應該對在華傳教士有個實事求是的評判。